引言

据出土文献所示，口头传统在早期《诗经》的创作、流传与演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对书写文本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从出土考古发现的“诗”类文献和后世流传的文献来看，早期诗歌的即兴口头创作、套语式的表达、嗟叹词的使用以及“歌”体形式的展现，都显示了早期《诗经》口头创作的痕迹。

国内学者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看法，大多数认为早期《诗经》存在稳定的书写文本，并且较少系统地探讨口头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

廖群认为，《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教化的产物，据信曾被编定过一个诉诸文字的书写文本（母本），用于教授和赋诗征引。

一、口头创作：早期《诗经》的产生机制

中国原始诗歌起源于口头传承，它们最初便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并传承。譬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吕氏春秋·音初篇》引用的《候人歌》：“候人兮 猗。”等等。

这些古老的诗歌形式保留了许多原始诗歌口头传统的元素，同时也保留了原始诗歌即兴创作的特点。

据江林昌指出，中国早期诗歌起源于原始巫术咒语，这些咒语也被称为巫诗。巫诗是指巫师口头创作的具有魔力的诗歌，它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

文献中记载的诗歌多数以文字形式呈现（也称为笔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诗歌就是以书面形式创作的。事实上，最初的诗歌很可能是通过口头传唱进行创作的。而随着文字的发展，人们随后才将这些原始歌谣记录下来，形成了书面文本。

吕叔湘指出，语言和文字是有主从关系的，语言是主，文字是从。语言可以包括文字，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口语”和“笔语”的不同。

虽然《诗经》已经由口头传承转变为书面文本，但其中一些诗歌仍然保留着最初口头创作的痕迹。

《诗经》的口头创作遗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兴口头创作、套语式的表达、嗟叹词的运用以及“歌”体形态的呈现。这些特征在清华简的“诗”类文献以及其他出土文献中均有印证。

口头即兴创作的诗篇在《诗经》的《国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创作方式使诗歌更加贴近口语，同时也呈现出对话的形式。学者傅道彬认为，《国风》中口语融入诗歌的现象反映了春秋时期新体文言的生动和灵动。

中国古代的酒令诗可以说是当时口头即兴创作的典范。对于酒令诗的研究主要来源于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耆夜》和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酒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古代诗歌中常常出现重复的诗句，例如《楚辞》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汤炳正认为这种现象称之为“重现”，并认为这是一种修辞手法，是古代诗歌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时的遗留。口头诗学理论认为这种现象称为“套语”，是“程式”的一种表现。

套语是指在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短语，通常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字组成。

《诗经》中使用了许多固定搭配，比如“既见君子”“悠悠我思”“言 X 言 X”“载 X 载 X”“之子于 X”“薄言 XX”等等。与此相似，非诗歌类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的套语现象，旨在营造文学氛围和情感表达。

在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子子孙孙 永宝用"语句属于常见的套语。然而，对于这类文献中套语的口头色彩还有一些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楚辞》中的“重著”现象类似于套语，虽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认同它是口头传统文学向书面文学创作过渡中的一种遗留现象。

二、口头流传：早期《诗经》的传播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以口头传统为主，而其传播方式也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可以说，早期诗歌的口头创作和传播方式是相辅相成的。

在上古时代，人们还未掌握文字书写的技术，但诗歌已经开始产生，并逐渐发展。这一早期诗歌的口头传唱来源于人们口头创作的需求，也成为了诗歌口耳相传的原因。

未备文字书写的时代主要是指五帝至夏代。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原始初民通过岩画、陶器刻符等图画符号以及口头传统的方式，世代传承着部族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口头传统一直以来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商周时代，尽管文字已日渐成熟，各部族的历史文化依然以口头传统为主，尽管也逐渐开始通过文字刻在甲骨、镂在金石，以及写在竹帛上。

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曾从口授角度解释“诵”，并指出“古书先口授而后著之竹帛”。根据他的观点，“受之以诵”与下文“以书受之”可以相互对应，这样前后文意才能符合。

文王临终前，想要将宝训传授给太子发，他本想以口头传诵的方式进行，即“受之以詷（诵）”。然而，由于病情严重，他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最终不得不让太子发“以书受之”。

据推测，西周初年文王传授的宝训应该是有书写文本的，或者可以通过书写文本来传授，但文王仍然希望效仿五帝时代以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授宝训。

在文字书写已经普及的时代，人们依然习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文化，这表明尽管书面文字已经存在，口头传统仍然保持了西周时期以来自五帝时代开始的盛行。

自古以来，各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史诗、颂诗，比如虞舜时代东夷族的《韶乐》，禹启时代华夏族的《虬歌》等。在文字记录尚未普及之时，这些部族的史诗和颂诗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

这表明中国早期的诗歌是通过口头传承流传的，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三、口头演述：早期《诗经》的存在形态

《诗经》可以说是中国早期口头传唱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记录了几乎所有早期中国口头传唱的诗歌形式。《毛诗序》中说：“诗，是心灵的表达，在心中产生志向，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就是诗。”

情感内在，表达在言辞之间。表达不够，便会感到惋惜，但仍然觉得不够，因此会永远歌颂。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感到无法表达，而不知道用手舞蹈或用脚跳动如何表达。

“嗟叹”和“歌”这里指的是古代诗歌的口头传唱方式。“舞”和“蹈”则是古代诗歌的表演和传播方式，即演者在诵诗的同时跳舞，这样既表演了诗歌又口头传播了诗歌，因此被称为口头传唱。

实际上，当“歌”体诗被用于歌唱时（即“永歌”），它也成为了一种表演和传播方式。由于歌唱是口头的艺术，因此“永歌”也可以被归类为口头表达。

纳吉是一位著名的口头诗学研究者，他强调古典诗歌的演说特性。在荷马史诗的发展过程中，纳吉认为创作、表演和流传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并强调了演说的重要性。

据纳吉的观点，荷马史诗中的“创作、演绎和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贯穿始终。这表明演述不仅仅是荷马史诗的形式存在，也是其创作和传播的关键方式。因此，“如果没有演述，口头传统就不可能成为口头传统”。

尽管纳吉研究的是荷马史诗诸问题，但其理论同样适合中国早期诗歌的研究。在中国早期诗歌中，口头传承不仅是它存在的形式，也是它创作和传播的方式。

中国古代诗歌最初是从原始巫术咒语演变而来，这些咒语是巫师在祈求神灵时口头创作或吟唱的。

在祈祷时，巫师常常伴随着乐舞和巫诗，这种表演形式将巫诗与乐舞融为一体。尽管巫诗和乐舞的受众是神灵，但其实质仍属于一种表演形式。巫诗可以在乐舞表演中口头创作或口头传播，口头演述既是其存在形态也是其创作与传承的方式。

《候人歌》的一句歌词“候人兮猗”，是涂山 氏口头创作的，也是通过歌唱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因此被称为“歌”。歌唱作为口头艺术的一种形式，即口头演述。因此，《候人歌》通过歌唱的形式传播，口头演述既是其创作方式，也是其传播方式。

《九歌》是古代祭祀仪式中常用的歌舞乐曲，它展现了一种口头表演的形式。在祭祀仪式中，巫师通过歌舞表演向人们演述《九歌》，从而传承了这一乐曲。

巫师口头演述的形式自然成为了《九歌》的传播方式。远古时期，多个部族可能通过巫师口头演述创作了原始的《九歌》，这种即兴创作的方式影响了作品的存在形态和流传方式。

《毛诗序》中指出，《诗经》中口头表达方式主要分为两种：永歌和舞蹈。同时，出土的古代文献也证明了歌唱和舞蹈确实是中国早期《诗经》口头表达的主要形式。在先秦时期，诗、乐、舞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

《诗经》成为书写文本后，相应的音乐和舞蹈表演形式也逐渐消失了。然而，幸运的是，清华简中的《耆夜》和《周公之琴舞》基本保留了先秦时期诗歌、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原始特征，让我们能够窥见早期诗歌口头传颂的原貌。

结语

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上，“文献”通常包括“文章”和“贤才”两个方面。其中，“文章”指的是文字书写的文本作品，“贤才”则是指通过口耳相传，保留并传承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的人才。

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仅依靠书面文字，也通过口头传统进行。同样地，口头传统在早期《诗经》的演进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早期《诗经》的创作、传承和演述过程中都广泛涉及口头传统，这一点可以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得以证实。这些口头传统对《诗经》的创作、流传和最终书写文本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口头传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和口头演述。

早期诗歌的表现形式包括即兴口头创作、套语式的表达、嗟叹词的运用，以及以“歌”体形态呈现等方式；同时，这些诗歌也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广为传颂，包括“瞽矇传诗”等传统，常见的有同音句、异文词和章序错乱的现象；此外，诗歌也通过口头演述的方式呈现，早期诗歌常以歌唱和舞蹈等表演形态进行口头表达。

参考文献

《诗经》

《毛诗序》

《庄子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