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声名远扬,但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汉奸之一,并多次遭到刺杀却奇迹般地幸存,这也颇为引人关注。
这次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被认为是具备猫性格特征的人,他们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危机,最终又是在哪次暗杀中失去了保命的能力。
孙凤鸣是一位勇敢的抗日英雄,曾在南京进行四届六中全会刺杀行动,可惜未能成功。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内忧外患日益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而国民政府则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节节退让,引发了国人的愤怒和激动情绪。许多不愿成为亡国奴的年轻人,决定要除掉中国的统帅蒋介石,以改变中国的局势。于1934年,他们成立了名为“晨光通讯社”的刺杀机构,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持有当局发放的记者证的成员,可以自由地在各个层面进行采访活动,借此机会伺机实施刺杀行动。
国民党中常会近日宣布,计划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根据晨光社的决定,他们将把刺蒋的行动重点锁定在这次大会上。
华克之、孙凤鸣、贺坡光和张玉华是具体执行这一使命的青年。按照计划,刺杀只能由一人去完成,因为只能弄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其他人在行动前必须撤离南京,以免在行动后的大搜捕中被捕。因此,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孙凤鸣的身上。
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上一场特别戒严令行人不得停留,车辆禁止通行。孙凤鸣携带记者证和“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证件核查,携带左轮手枪进入了大礼堂。
这次会议人员众多,除了与会者外,还包括秘书、记者、保镖和工作人员,整个会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显得有些杂乱。最后走进会场的是蒋介石。他看到这样的场面有些错愕,似乎察觉到气氛与往日有些不同,因此没有走向他的照相座位,而是直接前往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外面,"中委"们已经就位,留给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空位子空着,然而蒋介石因为和叶楚伧有事情要谈,迟迟未能参加照相。
9时35分,摄影工作顺利完成。与会者纷纷站起来,准备返回礼堂继续开会。这时,汪精卫也站了起来。孙凤鸣看到蒋介石始终未露面,就一直在观望,眼看照相也要收尾,蒋介石仍未出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那心血结晶难道要白白流失吗?
孙凤鸣冷静思量了一下,觉得即使一号人物不在,二号也可以胜任。于是他突然从人群中冲出,右手拔出左轮枪,高喊“打倒卖国贼”,接着对着汪精卫开了三枪。三发子弹分别击中了汪精卫的左臂、左颊和背部肋骨。汪精卫倒在地上,引起会场一片混乱。此刻,只有张学良和张继还保持镇定。
在汪精卫身边的是张继,他自小就练过武功,身体强壮,擅长武术。他迅速冲到了孙凤鸣的背后,抱住他拦腰。孙凤鸣拼命挣扎并开了几枪,但都未能命中。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已经冲到了孙凤鸣的身边,用脚踢飞了他手中的枪。然而,汪精卫保镖的枪声响起,两发子弹命中了孙凤鸣的胸部和肺部,他立即倒地不起。
由于孙风鸣的枪法不够熟练,几枪都未能击中汪精卫的要害。然而不久后,汪精卫就脱离了危险。
义士孙凤鸣被送往附近的陆军医院进行抢救,当局希望在他临终前获得一些线索。然而,孙凤鸣始终保持沉默,直到第二天凌晨离世。警察厅长陈焯根据从他身上搜出的记者证地址,迅速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捕,但却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
这一次,汪精卫幸运地避开了死神的魔爪。然而,一颗子弹却留在了他的肋间,构成了他的致命隐患。
在河内,戴笠组织了3次刺杀行动,但都未成功。有些人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离开了重庆的“陪都”,前往河内,并发表了一系列卖国投敌的言论,被称为中国头号汉奸。蒋介石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据说他亲自召见了军统局长戴笠,并下令对汪精卫进行暗杀。
戴笠在河内实施了一系列精心部署的行动,并制定了一项极为周密的刺杀计划。这个计划由军统特别行动组执行,该组成员包括擅长武术和手枪射击的武术教官唐英杰任组长,以及其他经验丰富的特工暗杀能手,如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刘仁杰等人。最后,戴笠还选择派遣他的贴身卫士王鲁翘随行。王不仅擅长射击,武功超群,更重要的是他与汪精卫有着深厚的交情。
由刺汪行动指挥部总指挥、军统天津站站长兼北平区长陈恭牵头,军统要员、精通法语的余乐醒专程前往河内,担任戴笠在当地的常驻代表。其余的身份证、护照、签证等文件,以及枪枝弹药、毒剂、电台等物品,则在数天之内通过秘密管道运送至驻河内中国总领事馆,并安排戴笠的部属分批秘密潜入河内。完成部署后,戴笠随即前往香港,进行远程指挥。
汪精卫居住在越南河内的哥伦比亚路高郎街27号。这座三层高级公寓建筑坚固耐用,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并安装了铁丝防护网。门外有越南便衣警察和警卫看守,附近还派驻了越南巡警进行日夜巡逻。在院内,汪精卫的侍从卫士也居住其中。然而,汪精卫本人极少走出大门一步。
军统行动组的第一步,是与一名阮姓越南服务小姐取得联系。这位阮小姐来自河内,非常讲究打扮,但由于资金紧缺,难以如愿。余乐醒打算送给她一只金手镯,以解她的经济困难。阮小姐收到金手镯后,非常开心,对军统表示愿意满足其要求。随后,军统立即委派她执行一个任务,即尽快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规律。
几天后,阮小姐收到了情报。汪精卫每天早餐都会用新鲜面包,由河内一家面包房送来。行动组商量后,决定在面包里投放毒药。第二天,军统特工早早就守候在送面包的人通往汪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以高价买下了面包,并在一个僻静处用最快速度用注射器向汪精卫最喜欢吃的块状面包中注入毒剂,随后立即送往公寓。然而,由于这一过程耽搁了几分钟,汪精卫已经喝完了牛奶,没吃面包。
在河内的首次刺杀行动失败了。
几天过后,阮小姐再次提供了情报。
由于天气太热,汪精卫每天需要洗好几次澡,其中一次通常在下午5点30分左右。他的公寓虽然等级较高,但浴室的水龙头却经常漏水。阮小姐向公寓提出了问题,公寓随后迅速安排了河内水电部门的工人前来修理。
行动组决定利用浴室施放毒气的机会,暗中进入汪精卫的公寓,一名特工利用修理工的身份顺利混入,并悄悄将剧毒气体放置在浴室下面。修理工如约前去公寓,却在路上被军统绑架,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一名侍卫提前进入浴室为汪精卫放水,却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于是他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在浴盆下发现了一罐弥漫着毒气的物品。汪精卫立刻认定,这又是重庆的军统所为。因此,他立即加强了警卫工作,使刺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在两次刺杀行动失败后,汪精卫的警卫加强了安保措施。戴笠等人等不及了,因为重庆的“老头子”正在等待消息!于是,“软性行动”立即转变为“硬性行动”。
一天,阮小姐得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汪精卫将在明天前往距离河内40多公里的三岛风景区游览。余乐醒和陈恭立即商量决定,计划在这一天实施行动,同时他们向香港的戴笠发送了关于暗杀计划的电报。戴笠立刻回电表示同意。
军统方面这次暗杀行动采取了多方面的准备措施。他们首先派出两辆车,在汪精卫去三岛的必经之路上守候,一旦汪的座车出发,则跟上两辆车,到达埋伏地点就实行前后夹击,确保全歼,不留一个活口。由于考虑到汪的座车有防弹装置,暂时不打算在行进途中实施狙击。
1939年3月20日上午,汪精卫一家及随员分乘两辆黑色大轿车出发,目的地是三岛风景区。汪的座车车号是39。汪的车队一出公寓大门,行动组的两辆福特车紧随其后。然而,没想到,汪精卫的两辆车刚上路,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越南武装警备车,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行动组一看到情况,觉得不妙,一旦发生冲突,在火力上肯定会吃亏。尽管如此,陈恭并不打算放弃这个机会,决定跟随车队,等待合适的时机下手。
越南警备车跟着汪精卫的车并没有注意到后面跟着的两辆车。汪精卫在反光镜中已经觉察到后面两辆车的不对劲,但他不敢停车通知警备车。不久之后,汪精卫突然下令折返回市区,不再去三岛。他的车猛地一刹车,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急速驶向一条岔道,朝河内开去。警备车看到主人的车转向了,也紧随其后往回驶去。
突然陈恭澍一行看到车队往回开了,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加速追上并试图超车进行狙击。然而,他们的加速行为引起了越南警备车的注意,警笛响起,紧追不舍,各种武器也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出来。
行动组不甘示弱,准备孤注一掷,他们越跟越紧,眼看距离越来越近。突然,汪精卫的座车驶到了红河大桥的十字路口,正好红灯亮了。汪车一下子就冲了过去,警备车照样鸣着警笛呼啸而过。然而,狙击车辆却立即被卡在了十字路口。众人眼睁睁地看着目标越走越远,直至消失。这一行动又以失败告终。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戴笠向河内发了一个简短的六字电报:“不得再有延误。”经过深入分析后,他认为已经尝试过了所有可能的方法,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直接前往汪精卫公寓。
这一次,行动组人员全部出动,总的目标是要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武器如手枪、手榴弹、匕首、斧头、铁棍甚至石头,只要能够消灭汪精卫。总之,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河内。余乐醒提醒大家:“除非迫不得已,尽量避免使用武器,我们要知道,引发火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必须避免外交纠纷。”
阮小姐拿到了汪精卫公寓卧室204号房间的钥匙,还收到了几个戒指、手链和项链的礼物。看来行动组对她十分重视。
1939年3月21日凌晨,唐英杰率领的一队人靠近了汪精卫公寓高大的围墙。唐英杰冲在最前面,一跃而起,用绳子将其他人一个个拉上围墙。一名成员开始“咔嚓”地剪断电灯和电话线。他们跳下围墙,径直朝着汪精卫的204号房间前进。他们解决了警卫,突然听到一声“啪”,一名成员踢断了一根树枝,引来了一只大狼狗的狂吠。汪公寓的警卫马上扫射了一阵子弹。枪声响起的同时,附近巡逻的越南警察也听到了警笛声,赶了过来。
唐英杰一看已经暴露,立即命四个人全速冲向汪精卫的警卫室。黑暗中,这些警卫们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只听见几声大吼“谁反抗就打死谁”,警卫们一个个都交出了武器。与此同时,唐英杰和王鲁翘则直奔204房间。王鲁翘试着用阮小姐提供的钥匙打开房门,不料情急之下,钥匙却被拧断了。无奈之下,王鲁翘只得拿起斧头,几下就把门锁砍垮了。推开门后,二人照亮房间,发现床上已经空无一人。继而,他们看到有人正在试图爬窗户逃跑,王鲁翘迅速出手将其打下。随后,他们又发现床下躲着一位妇女在颤抖,王鲁翘推测她很可能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便开枪将她射杀。
两个目标都被无情地删除了。军统行动组以为汪精卫及老婆已被成功清除,任务看起来很完美,就急忙离开现场,疾步下楼,再次翻墙出院,跳上一辆早已在接应的汽车,迅速驶离。
第二天一早,行动组拿到了报纸,所有人都吃惊不已,头版头条刊登着这样的标题:“汪精卫之秘书曾仲鸣遭不明身份者深夜袭击”。原来,汪的秘书曾仲鸣夫妇来到河内,深夜与汪密谈后,汪主动让出自己的204房间给曾夫妇住,并自己住到了205室,因而才得以幸免于难。
得知此事,戴笠长叹一口气,表示遗憾地说道:“时机错失了,汪逆本不该死啊。”随后他下令行动组全体成员撤离河内,改道前往香港,待命回到重庆。
军统青岛站因遭到他人的告密而覆灭,导致原定的青岛刺杀计划未能实施就已经失败。
为了更好地发挥买办家奴们的作用,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方面决定组成一个“中央政府”。1940年1月,几个伪政权的权贵,在日本的撮合下,准备在青岛召开会议,商讨合并的问题。会议以汪精卫的名义向买办家奴头领梁鸿志和王克敏等人发出了邀请。这就是著名的买办家奴“三巨头”青岛会议。
青岛城内警察纷纷出动,与日本军警光特合作,全城实行了戒严,严密监控着汪精卫的行动。国民党军统派遣了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制裁汪精卫。一切部署完毕,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在这一时刻,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被捕后投敌,并透露出了军统青岛刺杀行动的情报。得知此事后,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率领王天木等人火速赶往青岛。在日特的协助下,他们成功抓获了青岛军统站长傅胜兰和他的情人、军统的会计丁美珍,随后又逮捕了其他十多名军统人员,缴获了数部电台和大量武器弹药。
王天木将军统青岛站的覆灭作为见面礼献给了日军。
抱歉,由于篇幅限制,无法进一步详细描述剩余的刺杀行动以及它们的失败情况。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在评论中留言,我会继续为您补充相关内容。
总之,汪精卫虽然多次侥幸地避过暗杀,但最终还是未能摆脱悲惨的命运。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1935年的枪伤复发,在日本东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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